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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诗词的语言风格

时间:2017-08-16 22:24:38

 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,思想是语言的灵魂。毛泽东的浩翰论著及气势磅礴的诗作,无不展示出一个立意高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豪迈气魄。在长期的革命生涯和写作过程中,毛泽东形成了独具个性的语言风格。这种风格不仅成为他的思想的最好载体,使得形式和内容完美融合,相得益彰;而且由于其处于特殊的历史阶段,对当时正从草创走向成熟的现代汉语

  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性影响。故而对毛泽东语言特色的研究,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毛泽东的思想,也对如何扫除时下文坛存在的“文字游戏”等诸多不良甚至恶俗的语言现象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。

  一、言简意丰,继承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

  说到对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,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毛泽东气势恢宏的诗词作品。但事实上,无论是诗词创作还是政论文的写作,毛泽东都堪称语言大师,其文字功夫少有人望其项背。以至有人说,毛泽东在打仗时是“用兵真如神”,而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则是“用字真如神”,真正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。

  这应该归功于毛泽东自少年时开始积累的古文功底。毛泽东八岁时被父亲送进私塾,开始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。少年时的毛泽东虽然相当叛逆,但博览群书,钻研文学、历史和哲学,所以精通文学,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;深研历史,尤其是中国几千年辉煌的文明史;谙熟哲学,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古典哲学。而且对自然科学和佛学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。应该说,毛泽东是在厚重丰富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。他吸取了中国古代汉语言约意丰、强调语法规范、重表现力的特点,并注重实用性,最终形成了言之有物,白话地道,表达清晰,说理透彻,文质彬彬的语言特色。

  这对正在成长中的现代汉语具有重要意义。毛泽东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写作,即已体现出驾驭现代语言的才能。而此时,虽然五四运动已过去一段时期,现代汉语仍处于过渡和转型阶段,不仅文法、句式尚不成熟、规范,也没有多少被公认的典范的现代文可作楷模。现代汉语写作的书面语言不可能凭空产生。如何吸琼纳玉,取之众长,创造出现代汉语的新规范,成为一代新文人的历史使命。人们将古代文言及《三言》、《红楼梦》以来的古白话文,人民群众生活中的语言,欧美诸国语言视作吸取营养的主要来源。但一部分文人学者,包括一些文章大家,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摆脱不了文言痕迹,谴词造句中存留着过重的旧书卷气。另一部分文人则由于长期受西方语言熏染,也由于专业领域的原因,出现较为严重的欧化倾向。毛泽东的语言则避免了上述两种倾向,从20年代起便做到了规范纯正、畅达明快,少有文言印记及欧化倾向,成为同代文人中使用自然流畅的现代汉语的极少数。无论是作为文艺性论文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,还是哲学论著《实践论》、《矛盾论》,都是现代汉语的典范之作。

  可以作为语言范例的文句在毛泽东的著作里俯拾皆是。如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》开篇:“谁是我们的敌人?谁是我们的朋友?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。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,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,以攻击真正的敌人。”〔1〕在论述小资产阶级时,毛泽东说,他们“发财观念极重,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,虽不妄想发大财,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。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重的小财东,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”〔2〕。描摹人物,可谓穷形尽相。

  在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中,他这样形容农民运动:“其势如暴风骤雨,迅猛异常,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,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,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。”〔3〕再如,他在《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》中形容中国革命的高潮“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,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,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”〔4〕。这类脍炙人口的语句,早已为几代人耳熟能详。

  这些语言不仅合乎语法规范,准确简明地把意思表达出来,而且极富表现力。对毛泽东来说,符合语言的基本要求并不难,但简陋的词句、刻板的文法和章法,只会平淡寡味,对读者毫无吸引力。所以,写文章不仅要追求语言的简明规范和通畅,话要说得明明白白,而且力求富有表现力,力求鲜明的个性和魅力。他自己的写作实践是这种语言追求的最好诠释。

  毛泽东不仅继承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,而且推陈出新,表现出化平凡为神奇的语言才能。他善于从古代历史、文学中吸收大量的成语、典故、熟语和格言警句,并加以提炼改造,赋予新的内涵。如“愚公移山”、“实事求是”、“重于泰山”、“轻于鸿毛”、“以其人之道,还制其人之身”、“惩前毖后,治病救人”、“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”、“钦差大臣满天飞”、“东风压倒西风”、“小脚女人”等等。经过毛泽东点石成金的引用、化用,许多古代词语、民间熟语进入了现代语汇,获得了新的生命,极大地丰富了现代语言宝库。

  二、文以载道,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

  20世纪的语言哲学告诉我们,语言不仅映射现实,还塑造现实、塑造社会,塑造群体乃至多个个人的生存。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政治。它不仅是政治工具,还是政治本身。人类依靠语言建立秩序,借助语言定义世界与自我,根据语言展开我们最重要的行为。这一观点为我们所揭示出的语言的本体意义,修正了我们对于语言的浅薄认识。

  毛泽东并没有学过语言哲学,却强烈地意识到了语言的重要性。于是他不仅身体力行,在大量论著里展示具体的语言理想和要求,而且决心改造语言,于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发起了整顿文风的“反对党八股”运动,迫切地要求全党改进文风与语言,将文以载道的优良文化传统继承下去。

  毛泽东认为,“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”〔5〕,“从历史上看,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”〔6〕。“洋”即不是“土”,不是本土固有的东西,因而它不是一种“旧”,而是一种“新”,是一种“新八股”。这种东西之所以会成为“八股”,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既“洋”且“新”的本性所决定的。“新”说明它尚未成熟,“洋”则意味着它还没有完成“中国化”与“化中国”的过程。外来的现代意念在很大程度上还处在概念化的阶段,像一个尚未附体的幽灵在中国大地上游荡,向往它、认同它的人们还停留在照抄照搬、鹦鹉学舌的水平,此时出现党八股是必然的。但存在并非都是合理的。党八股面目可憎,即使不被它毒害和俘虏,也会被窒息得喘不过气来。毛泽东为它罗列的八大罪状,在“空话连篇,言之无物”、“语言无味,象个瘪三”这类朴素而传神的嘻笑怒骂中,对党八股的切齿之恨溢于言表,从抨击其“到处害人”到“妨害革命”再到“祸国殃民”,毛泽东想“医治”党八股这个世纪顽症的决心可见一斑。

  毛泽东说:“党八股这个形式,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,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。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,必须抛弃党八股,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。这种文风,早已存在,但尚未充实,尚未得到普遍的发展。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,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,获得普遍的发展,党的革命事业,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。”〔7〕

  无论这次运动的结果如何,毛泽东用平地起风雷的大眼界、大情怀与大勇气来破解“党八股”这个大家早已习焉不察且安之若素的无物之阵,由此可见,作为兼理论家和实践者于一身的领袖人物,毛泽东非常注重语言的实用性。在他看来,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,技巧不好有碍丰富内容的表达,但形式最终是为内容服务的。与平淡无味的简陋语言相比,内容空洞、言之无物才是文章的最大弊端。正因如此,毛泽东倡导并发起的“反对党八股”的运动,既成为唐宋以来崇尚文以载道的古代优良文学传统的继承发扬,又成为对流行一时的党八股的一记猛喝,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。

  三、生活、人民群众,是语言的惟一源泉

  毛泽东的语言成为现代汉语的典范,并体现出鲜明的个性风格,有主观的、客观的,历史的、现实的,群众的、个人的多种原因,但究其实质,“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”、“向生活学习语言”集中地体现了毛泽东的语言观。这绝不仅仅是一个革命领袖人物的平民观的体现,而且是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写作过程中深深体会到的真理。

  在《反对党八股》中,毛泽东提出了“三个吸收”:第一,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;第二,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;第三,学习古代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。毛泽东始终注意以群众生活语言为基础,努力从上述三方面吸收语言营养,将“活人的唇舌”作为源泉。这正是现代汉语的根本和源泉所在。从生活中找语言,语言就有了根。

  但毛泽东绝非一个普通文人或文化领袖可比。在其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学习之中,他认为:“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,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。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,这是决不能替代的。”〔8〕所以,他始终坚持“独立自主”不失却自我,充分体现出善于融汇众长的综合能力,吸收群众语言而不失却其典雅高致,吸收古典营养却又戒绝文言痕迹和旧书卷书,吸收优秀外国语言却又不流于繁冗拖沓。这是其超乎常人的语言功力所致,也与毛泽东独立创新的个性相关,是其个性的自然展示。在集农民、学者、政治家、诗人的秉性于一体的毛泽东身上,农民的质朴和率真、学者的渊博和儒雅、政治家的胸襟和胆识、诗人的激情和浪漫想象十分自然地融合在一起,形成其个性突出的语言特征。

  言之无文,行而不远。杰出的语言大师往往开辟一代文风,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人。无疑,毛泽东便属于这种产生深远影响的语言大师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,他的影响还主要限于党内和军队;而从40年代开始,随着他的历史地位的确立和党的力量逐步左右全国,毛泽东的文章也逐步广泛地影响了社会各阶层。在建国之后,更为几代人耳熟能详。虽然毛泽东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促进了其文章的影响力,但我们必须看到,直至今日,毛泽东的语言所产生的影响仍是一种巨大的无法回避的历史存在。他的文章在现代汉语写作中的地位,对现代汉语发展的意义,他的品格、文采和魅力,对已进入21世纪的中国仍具有表率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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